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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传承中具有重要价值的古代两项官员管理制度

2022-02-14 15:16:18 来源：

知名学者张孝德教授在论述乡村振兴战略专著《大国之本》中，在阐述中华文明历经劫难而生生不息，得以延续发展的原因时讲到：古代官员丁忧制度和退休告老还乡制度，对中国古代乡村发展发挥了多重作用。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在一次又一次遭到外来民族入侵的时候，很多城市屡遭屠戮，被洗劫一空，而中华文明仍然可以劫后重生，就是因为中华文明的文化、物质、财富与智慧没有装在城市这一个篮子里，几十万个乡村也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华。因两项制度的施行，使大量丁忧和退休的宰相、进士、举人、将军，治国的栋梁、文人大量地隐藏在乡村，他们本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士人哲学，在重整江河、重建国家的时候，再度完成文明的活化传承。

最近，我们俩人在一起交流文化传承话题时，谈及张孝德教授的这一观点，均深以为然。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伴随着王朝的不断迭代更替，一些对治国有益的吏治、民治制度得以传承和不断完善，如选拔任用官员的科举取仕制度、对地方工作的巡察制度、对官员的监督考评制度等。吏治方面的丁忧和告老还乡两项制度，从汉代至民国能一直延续下来，对社会发展和文明传承是有重要积极作用的。认真研究和借鉴这两项制度中值得利用的东西，对化解今天在退休干部管理和养老问题、社会和乡村治理等方面存在的矛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丁忧制度重在培养官员的伦理道德操守，是中国古代一项很好的官员管理制度。

丁忧制度始于汉代，一直延续至近代。无论哪级官员，父母去世后都要强制性守孝三年，对父母去世隐逸不报者，被举报后是要受到惩处甚至罢官的。官员丁忧期间，如果朝廷需要，皇帝可下诏令其履职，此谓“夺情”。

丁忧制度不仅仅是一种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伦理制度，也是让官员利用这个时期，调整心态、给自己一个慎终追远、进行反思的机会，同时在家乡体察民情、进行调研。元代杰出诗人元好问于金正大三年（公元1226年）出任镇平县令，次年转任内乡县令，不到一年，母亲病故丁忧离职，移往内乡白鹿原长寿山闲居守孝。三年中他游览伏牛山水，考察民间疾苦，与友人参悟政局，得出了金朝不久将亡的结论，并以“国亡史兴、己所当任”作为自己为后半生志向。丁忧复任后，除勤政为民外，他以主要精力潜心史学，编纂著述，留下很多诗赋佳章和著作，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

清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署吏部左侍郎的曾国藩，在充江西乡试正考官途中，因丧母卸职归家丁忧。时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半个中国，八旗军、绿营官兵不堪一战，清政府颁令奖励团练。曾国藩就请旨在家乡募义勇、办团练、组湘军，撑起了晚清摇摇欲坠的危局。

在河南镇平县，有一位誉满乡梓的英贤，被冯玉祥称为“一代完人”，他就是彭雪枫将军的族叔彭锡田（字禹廷）。1927年8月，时任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高等执法官的彭锡田因母丧返乡。在为母结庐守墓时，见家乡一带匪患严重，民不聊生，应乡邻哭请，辞去官职，戴孝出任镇平县南区区长，组建地方民团，剿匪安民。同时在镇平大刀阔斧实施以“自卫、自治、自富”为内容的地方自治，取得很大成功。从此，彭锡田立志探索推行地方自治，在辉县百泉创办了河南村治学院，并出任院长。1930年秋，在彭锡田倡议下，宛西镇平、内乡、邓县、淅川四县联合推行地方自治，使四县一度出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村无讼，匪患无踪”的安定局面，这就是有名的“宛西自治”。彭锡田的自治之举，触犯了国民党当局及土豪劣绅的利益，在河南省主席刘峙密谋支持下，贿买其侍卫人员，于1933年3月25日夜将彭杀害。

元好问、曾国藩、彭锡田的经历说明，丁忧制度从汉代至近代，作为吏治的一项基本制度，一直被历代王朝所推崇并强制执行，官员也自觉践行着。

丁忧制度的核心是把儒家主张的仁、孝治国理念制度化，让官员尽孝道、守伦理、明道德、遵操守。古代把忠孝看的同等重要，不敬父母，身教失范、家教失德者是很难在官场立足的。而现在我们干部队伍中有一些官员，一走上领导岗位就把父母的养育之恩，从政的为民初心丢到脑后，一些自身不正、家风败坏、道德沦丧、寡廉鲜耻的“两面人”屡屡被重用提拔，不少人成为巨腐大贪，身陷囹圄才悔恨愧对父母，愧对组织，教训多么深刻！干部的伦理道德培养和家风问题不是小事，而是基本的素质。对父母不敬、品行不端、家风不正的人，不论本事有多大，绝对应排除在提拔重用之列，在这方面，我们应该从古代丁忧制度中汲取些营养和智慧。

二、官员告老还乡是古代维护官场政治生态、促进城乡均衡发展的有效制度。

古代官吏退休制度始于春秋，形成于汉代，发展于唐代，成熟完善于宋、元、明、清时期。

历代王朝对退休年龄和条件的规定是不同的：汉朝规定年满70岁，俸禄两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员，退休后可以领原来俸禄的三分之一作为养老金。两千石以下官员，退休后生活自理；唐朝，退休年龄仍是70岁，三品以上（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官员）退休后待遇不变，偶尔还可以上朝听政，属于隐而不退，五品以上退休后给半薪，六品以下没有养老金，但一般会给一些地，保证其衣食无忧；宋朝被誉为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只要是大宋官员，到了70岁就退休，待遇不变。而且政治待遇超高，子孙还能荫补官职；明清两朝则对官员较为苛刻，规定“文武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没有养老金，但享受免除赋税和徭役的权利。

古代官吏退休后，大部分会主动请求告老还乡。特别是朝廷大臣，只要提出申请，皇帝一般都会准许。官员们一旦获准致仕，大多会立马收拾行装回到家乡。就如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刘墉年老后上奏乾隆皇帝，请求告老还乡，获得“恩准”后，便雇用小毛驴，直奔山东老家。

古代官员退休，为何一定要回到老家，而不是留在任职地或繁华的都市继续生活呢？

就朝廷来讲，告老还乡有利于维护官场政治生态的健康。“退而致仕，还禄位于君”，是历代王朝所遵循的一项重要的人事制度，官员老了退出政治生涯，不仅仅是工作岗位的退出，而且是空间上的退出。特别是京官，退休后一般不允许呆在京城，京城是皇家的地方，官员告老还乡，可以避免退休的官员参政，保证京城官场的政治生态环境。历代王朝，皇帝都忌“结党”，官员在京城或外地任职时，一般都会以本土籍贯结成乡谊，建立会馆，维系乡情，或和志向相投的官员及门生故吏建立相互依存的关系。退休后还呆在皇上眼皮底下，即使自己不想再参与，但是曾经的官位和人脉还是重要的资源，长期身处官场，盘根错节，方方面面枝节极多，免不了主动或被迫卷入朝政，一旦触及党争、政争，一招不慎就会晚节不保，身败名裂。

就个人来讲，告老还乡是一种低成本、人性化的养老和精神需求。首先，为乡情所系。在中国古代，人们的乡土情结远比今天要重的多，古人崇尚“天地君亲师”，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是离天地、亲情和师尊最近的地方，故乡对于古人而言，是一种特别亲近、浓厚的乡愁。古代官员都是“流官”，在任期间都要避开自己的家乡，大多数人上任都不携带家眷，部分人仅雇佣几个同族近支的少年子弟作为亲信，相伴左右，照看读书生活。除非父母去世“丁忧”，否则难回故乡。“富贵不归乡，如锦衣夜行”是大多数人最理想的归宿，一获准退休，就归心似箭，立马起程返乡，回归故里。

其次，为生活所需。昔日位高权重，人人敬仰、各个巴结，一旦退下来没了实权，很难再保官威，开始可能还有人给你几分薄面，时间长了就会感觉到世态炎凉，遭人嫌弃。最不舒服的还是经济拮据。大多数官员主要靠俸禄生活，即使是贪污，除了留给自己的那部分外，很大一部分还得孝敬上司、打点官场，开销实在很大。退休后，没了实权，额外收项没有了，但官威却不能不要，谱不能不摆，迎来送往的应酬是免不了的，家底很容易败光。与其留在城市过紧巴日子，何如回到家乡，靠优厚的俸禄颐养天年！

再次，为落叶归根。古代但凡有些作为的官员，哪一个没有经历过官场的勾心斗角或腥风血雨？几十年奋斗下来，早已身心俱惫。退休后离开官场，清心寡欲地回到出生的地方养老，享受乡下宁静的田园生活、自然的生态环境、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这是一种符合人性的高质量的养生、养老。

就社会来讲，告老还乡是一种延续乡村文明、让城乡均衡发展的有效制度。中国古代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从汉代开始，中央就把很多权力放给地方，县级以上官府只控制地方上的财税、军队等大事，一部分较琐碎的事务管理权交给地方自治，而自治的主要力量就是以致仕官员为主体的乡绅阶层。这些曾经掌握过权柄的官员，衣锦还乡后成为乡绅，在当地是很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府太尊”、“县太爷”对致仕官员普遍较为尊敬，致仕官员对基层政权有间接支配力，可以发挥政治余热，构成朝廷的“在野党”，皇帝和朝廷通过致仕官员，间接掌控基层社会。致仕官员在家乡做出贡献，地方官府会上奏朝廷，朝廷一般会给予名誉和物资奖励。今天，我们在各地乡村看到的官宧豪宅、申明亭、旌善亭、牌坊、家庙、金石碑碣等，多是这样建立和保留下来的。

官员告老还乡制度，不仅给乡村的经济发展带回了资本，也给封闭的乡村带回了外界的信息和文化，由此使乡村不再封闭，使城市和乡村得以协调发展。乡村聚集着退休回家的各类高官大员，会聚了科举失败的文人，和一大批被国家俸禄供养的秀才、举人，这样密集的人才成为乡贤和乡村教育的重要资源，使广大乡村人才辈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古代家族中出了州、府以上的官员或状元，家族都会引以为傲，要建宗祠、立牌坊的。宗祠不仅是祭祀祖先、商议族务的地方，还是培养子弟的私塾、学堂。因此，凡有在外当官或有致仕官员的村庄、家族，都有“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传统，在培养人材上肯下功夫，从而使偏僻乡村的孩子享受到一流的教育资源。致仕官员们把城市的文化艺术、生活方式带回乡村，在广大乡村留下了大量的祠堂、古宅、神庙、戏院、门楼等精美建筑，成为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今天基层农村出现的城乡教育不公平问题、“空心村”问题等，在中国古代社会根本不存在。曾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的北宋参知政事范仲淹，自幼家境贫寒，深知育才之重要，60岁时，他用自己节俭积蓄的俸禄在家乡购买良田千亩，称之为“义田”，作为范氏家族产业，用于办“义学”、“义庄”，扶危救困、教书育人、鼓励和资助科举考试等。此后900年，“范氏义田”始终不曾衰落，范家人才辈出，兴盛至民国不曾断绝。山西晋城陈廷敬家族，明清两朝一共出了41位贡生，19位举人，有9人中进士，6人入翰林。陈廷敬更成为康熙帝师，官拜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担任《康熙字典》总修官，在阳城县北留镇留下了堪称“民间故宫”的皇城相府，乾隆皇帝亲书“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楹联。类似世代兴盛的文化家族，在中国古代不胜枚举，由此使中国古代广大的乡村成为中华文化的生发之地、蕴藏之地、传承之地，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

历史发展到今天，社会形态和管理模式与古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让退休干部都告老还乡，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但随着社会进步，人均寿命不断提高，70岁不再“古稀”，80岁以上体健者大有人在。从60岁退休到人生终点，还有几十年漫长岁月。如何让退休干部发挥余热，不使其在岁月流失中感叹人生，在家务琐事和“城市病”困扰中消磨意志，在杯盏觥筹中迷失自我，腐化坠落，是新时代对退休干部管理工作提出的新课题。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出台政策，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广大退休干部还乡当乡贤，回到离天地、自然、乡情最近的地方休养生息，贡献余生，不失为一项明智的选择。在吸引人才回归的路上，如能加上退休干部这个庞大的精英群体，将会有效带动乡村的人才集聚、产业发展、文化复兴。乡村的衰落问题、城乡发展的失衡问题、老龄人口的康养问题、个别退休干部拉帮结伙、干涉政务、腐败变质等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都将会得到有效化解。

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中，古代官员丁忧和告老还乡两项制度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时代价值，是值得研究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