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台岛誉中原——访临颍陈星聚纪念馆
功成台岛誉中原
——访临颍陈星聚纪念馆
孟庆国
漯河临颖，古属颍川郡，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沉淀下丰厚文化遗产，孕育出许多名垂青史的人物，陈星聚就是其中的一位。
去年以来，为收集文化专题片《老家河南》拍摄素材，我数次到临颍采访考察，当地领导、学者谈起临颍历史文化时，多次向我介绍陈星聚其人其事。一个春和景明的午后，我走进陈星聚纪念馆，探访这位功高台海、誉满中原的台北知府的人生轨迹与品德精神。
陈星聚纪念馆位于他的故乡临颍县台陈镇。这里原本叫陈村，因陈星聚生在陈村，死在台湾，村民为纪念他，将陈村改名为“台陈村”，后由村而乡，由乡而镇，延续至今。
陈星聚纪念馆是近年来在原陈星聚墓园的基础上整修扩建的，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了陈星聚的生平事迹和文物资料，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豫台两地交流的重要场所。通过实地探访考察，我对这位台北城的建造者、台北开府知府的了解与认知，逐渐从史料走进现实，形象也丰满、鲜活起来了。
三十功名扬乡梓
公元1817年，陈星聚出生在陈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其父陈肃雍务农为业，农闲时做个小买卖，勉强供应陈星聚从小就读于私塾，接受“四书五经”和传统文的教育熏陶。陈星聚聪明好学，年纪轻轻就考中秀才，32岁那年又中举人，取得了那个时代一个读书人步入仕途的入门证。但遗憾的是，他没有赶上个好时代。晚清末年，吏治腐败，官场人多职少，中了举人并不一定有官做。陈星聚虽有报国忧民之心，却无施展之地，只能“候缺在乡”，静候朝廷旨意。
晚清政治黑暗，内忧外患，民怨沸腾，民变四起。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起义，太平军一路北上，席卷江南各地，在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江北人民响应太平天国运动，发动了捻军起义，战火燃遍皖、鲁、豫、苏、陕等10个省。农民的起义和战争，极大地震撼了清王朝，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
在这种形势下，清咸丰三年 (1853年)，咸丰皇帝颁发了近代史上颇为著名的一道诏书——《办团上谕》，旨令各直省督抚广为刊布，督同在籍赋闲、侯补官员及乡绅帮办、组建团练乡勇，“平长毛，剿捻子”。由此引发了一个特殊团体的出现一一团练大臣。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首的一批赋闲、候缺官员在团练运动中兴起，成为晚清政治格局中的中坚分子。陈星聚也在兴办乡团中脱颖而出。
据《捻军史稿》和《临颍县志》记载，临颖是“捻乱”活跃地区之一，自1853年起，捻军就在临颖一带频繁活动，并攻占瓦店、南江、杨裴城、石佛陈等重要寨堡4座，多次逼近临颍县城。1860年，“候缺在乡”的陈星聚出资组织乡团，保卫乡梓。他组建的乡团不仅很好地保护了陈村，而且多次应邀守护县城，使临颍县城居民免遭战火。募乡勇、办乡团、保乡梓的这段历练，不仅使他在家乡赢得了声望，也为他日后在福建、台北任上平寇安民、捍卫疆土积累了经验，同时也拉近了与日后手握重权的“团练大臣”的距离，打下了官场从政的基础。
凭着办团练“平乱”之功，陈星聚走上了政治舞台，但这个舞台不在家乡，而在三千里外的福建和台湾。在那里，他书写了有功于国家、扬名于后世的人生辉煌 。
广场中央的陈星聚雕像 ，身着戎装，腰挎佩剑，表情肃穆，目光深邃，好像在凝望着远方的万里海疆。
御寇安民治闽邦
清同治三年(1864年)，陈星聚48岁时，终于“以功授知县”，被委以实缺，到福建顺昌县任职。
当时的顺昌县，乱象丛生，官吏横征暴敛，百姓民不聊生;贼寇猖獗，治安状况很差;尤其是客家人比较多，和当地百姓因生活习惯、生产方式上的差异而引发的“客民纠纷”也非常多。客家人中，以历代战乱迁徙南方的河南人居多。陈星聚作为一个在当地当父母官的河南人，在处理客家人和土著居民之间的矛盾上稍有偏差，就会引起麻烦。据《顺昌县志》记载，“星聚至官，迭用刚柔，兼施威惠，始连官民为一体，兴利除弊，政绩颇多”。可见，这位河南老乡做得非常不错。
陈星聚在顺昌任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件事，是只身说服土匪投降，平息“江右之乱”。当时，顺昌九龙山一带土匪很多，百姓以此为患，官府束手无策。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决定武力围剿，陈星聚不同意，他知道多数土匪原来都是老百姓，因生活所迫才落草为寇，剿灭不如招安。于是就给左宗棠写信，阐明利害，希望先行劝导之法，行不通时再进剿。
左宗棠有些不信，但还是给了陈星聚一次机会。于是，陈星聚不顾个人安危，轻车简从，深入匪巢，斗智斗勇，恩威并陈，竟然使几个土匪头子心悦诚服，跟着他下山投降了。《顺昌县志》载其“只身入山委曲开导，遂获送匪首数名”。很快，“余皆向化”。当地横行多年的匪患，就这样被刚来的“七品芝麻官”给平了。左宗棠闻悉此事，对陈星聚大加赞赏，着“报请军机处留名升用”。弃恶从善的匪首感念陈星聚恩德，为其建立了一座生祠，“以示悦服”。
陈星聚只身降匪，显示出非凡的胆识和能力。同治七年(1868年)5月，被调任闽县知县。拱卫省城福州的闽县，素有“八闽首邑”之称。但在省府脚下，历代知县自知官小力薄，不敢得罪达官贵人，以至于积案甚多，民怨极大。陈星聚到任后，首先清讼平寃，使积案冤狱得到及时处理，受到人民称颂。当时，洋人要在闽县海口强筑炮台，严重威胁我国海防安全，陈星聚虽官小职微，却敢提出抗议，据理力争，因而得罪洋人，被清政府调往仙游。
仙游人“素好打官司”，民间械斗之事经常发生。陈星聚一到任，就亲赴各乡委婉劝导，苦口婆心劝谕他们要以读书、耕田为乐，还亲自编写“八戒十劝诸歌”，要他们相互传诵，后民风大为改观，百姓视其“亲如家人”。在建安县，当地人与外来人冲突不断，陈星聚悉心调解，使大家和睦相处。他又捐献养廉银，创办书院义塾，增建士子应试考场，使该地变成了文风蔚然之地。
同治十年( 1871年)，陈星聚调任古田知县。到任后，他接到乡民举报，说当地粮官征收田赋时，在秤上捣鬼，多收粮谷，从中渔利，坑害百姓。陈星聚经过私访查实后，将几个多年来为非作歹、中饱私囊的“硕鼠”严加惩处。在选拔地方乡勇时，陈星聚要求不论家庭穷富，一律按条件上报，使很多出身寒门的贫民子弟得以入选。古田县水口乡面水背山，土地贫瘠，百姓生活非常艰苦，平常靠接上游木植为生，但却被邻县乡绅强夺。陈星聚在两县之间奔波、调停，倾心竭力为本县百姓争取了应有利益，化解了两地百姓之间的积怨，县民万分感激，特给他立了一座生祠。为活着的人建生祠，是古代百姓给予官员的最高荣誉。《古田县志》给予陈星聚很高的评价：“莅事精明，存心慈恺。甫至，厘剔粮胥，积弊豁然清。试童子军，关防严密，无敢作奸。所拔多宿学寒门。为政宽严并济，泽下于民。”
就这样，从同治三年至十一年，在8年多的时间里，陈星聚先后在顺昌、闽县、仙游、建安、古田等5县任知县，由于政声卓著，闽浙总督、福建巡抚表彰他“洁己爱民，实心任事，会荐卓异”，福建省督抚沈文萧、王文蕙及在福州的清廷船政大臣沈葆帧对他均有较好评价，称其为“纯儒循吏”。
台北景福门
开府修筑台北城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陈星聚因“守洁才优，实心任事，在闽年久，熟悉海疆”，经上级奏荐，被调任台湾府淡水厅同知。
自康熙后，台湾的官员多从福建选调。因为台湾岛扼东南门户，所以调往台湾任职的官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陈星聚在福建5县任上获得的民望与政绩，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被委以重任。于是，陈星聚于次年东渡海峡，开始了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段岁月。
淡水厅同知，全称为台湾府淡水厅抚民同知，正五品。当时的淡水厅，所辖区域北到基隆，南到嘉义，淡水厅同知，陈星聚实际上是北台湾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
陈星聚到台湾后，外出巡视时发现当地有收“埋葬税”的陋规，就是人死以后，得交税才能安葬，否则罚款判罪。很多人由于交不起“埋葬税”，只好让尸体在家里存放，腐烂发臭。陈星聚查明后当即下令：凡家中存放尸骨者，限三天之内一律运出埋葬，过期不埋者，加重罚款;以后死人埋葬，一律不交“埋葬税”。在废除“埋葬税”的同时，陈星聚一方面鼓励百姓恢复农业生产和海上捕捞，一方面发展商业和教育，不仅添设了义垫，多收了生员，还为原有书院增加了经费。为补教育经费之不足，他又筹银生息，“议筹番银二千圆，交殷绅生息，每届乡试，视厅属应试之人数多少，将所入利息照数分摊，至今，子士犹沾润焉。”这些利民举措的实施，得到了民众的一致拥戴。
当时，淡水治安状况很差，尤其是盘踞在三角湾等地的土匪吴阿来及其弟吴阿富等，“肆毒居民，几无暇日”。陈星聚的前任曾几次围剿这群土匪，均徒而无功。陈星聚决心从缉匪擒盗入手，稳定当地治安。1876年5月，吴阿富率土匪掳掠居民，被当地乡勇用火铳击毙。吴阿来得知弟弟死讯后，率领几千名土匪包围了芍村、中村和七庄村，围攻不克后，断绝了这3个村子的水源。百姓派人突围求救，陈星聚得报，会同游击乐文祥等发兵围剿。吴阿来逃亡鸡笼山，陈星聚指挥官军紧追不放，匪徒依靠险要地形抵抗，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当时恰逢雨季，士兵叫苦不迭，恳求陈星聚暂时退兵，等雨季过后再行进剿。但陈星聚不为所动说：我们受苦，敌人也受苦，狭路相逢勇者胜，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了。果然，到第7日，官兵再次攻打山寨，“擒获吴阿来，械至竹堑，斩于市曹。由是，鸡笼山平”。
清末慈禧太后专权，昏庸骄奢，政府腐败无能，导致英、法、俄、日等国纷至沓来，边疆屡现危机。宝岛台湾物产丰富，地处东南海防要冲，自然成了侵略者觊觎的对象。陈星聚担任淡水厅同知的第二年，即1874年5月，日本寻借口向台湾牡丹社出兵，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侵犯台湾，劫掠焚杀，当地居民据险反击(史称牡丹社事件)。时任福建巡抚沈葆帧以钦差大臣身份处理事件后上疏清廷，认为当时宝岛只设一个台湾府，行政机构只有两厅四县，管辖多有不便，“一旦事发，鞭长莫及”，要求改革地方行政机构，加强防务。很快，这份《台北拟建一府三县》奏折得到了批准，清光绪四年(1878年)，清政府正式设立台北府，裁掉淡水同知官署，陈星聚调任中路抚番同知。
台北府第一任知府，是江苏人林达泉。但他还没来得及干事，上任7个月就去世了。陈星聚随之继任，成了实际上的首任知府。
当时台北府管辖区域，约为今台湾宜兰、基隆、台北县市与新竹县市。台北知府驻地在竹堑(新竹)，光绪五年(1879年)，新竹和淡水分治，陈星聚才移治台北，成为首任“开府台北”的知府。
说起台北，不能不提两个地名：猛胛和大稻埕。这两地居民早期多沿淡水河散居，以渔业为生，后船运发展，逐渐形成两个聚集区，其中猛胛位于今台北市西区，大稻埕位于台北城北区。陈星聚到台北上任后，暂开府猛胛，迅即着手筹建台北新府城。
按照朝廷批准的规划，新府城的城基和街道位置在艋舺和大稻埕之间的荒原上。但这个地方土质松软，无法构筑结实的城墙。为改善土质，陈星聚在预定的城墙线上植竹以培土，但这项培土工程非常耗时，以至于两年之内无法动工。时任福建巡抚岑毓英巡视台湾防务后，对台北府防务甚为忧心，指示陈星聚修改原规划，以南北轴线为基准，形成方形城池，十字形街道。但岑毓英的继任者刘道现场勘查后认为，岑毓英规划的台北城“后无祖山可凭，一路空虚，相书属凶”，故而更改城墙的方向，使北城墙后方有七星山可以倚靠。陈星聚遵循了刘道的方案，按北方城市棋盘状的传统规制，将城基向东北旋13度，使城内中心轴线对准大屯火山群第一高峰七星山。同时，他还从战略角度，建议城门门洞仿北方城市，以条石作弧形拱券，确保坚固。
修建一座新的城池，最大的问题还是资金问题，当时清政府已多年入不敷出，不可能为台北城的构筑拨划经费，所以经费问题得自己想办法。据《台湾通史》记载：台北府刚设立时，“居民无几，一片荒凉”，但当地居民看中了这块黄金地段的商机，纷纷租地买地，“建屋建店肆，街衢渐成”。陈星聚这位科举出身的官员，还真具备超前的房地产市场意识，他随即贴出吸引富商在新城区“建街”的告示，“要求每座民屋应深二十四丈，宽一丈八尺，现备现销地基银十五圆，每年仍交地租两圆，一经交足，听其立时起盖”。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每座房屋一次性缴纳土地占用费15圆，每年缴纳租金两圆，这块地你即可按统一规划自行开发。除此之处，陈星聚又找当地士绅耆老筹募，共得银二十万两，解决了筑城的经费问题。
清代台北古城仅存的北门一一承恩门
台北城建设工程于光绪八年(1882年)1月正式动工，光绪十年(1884年)11月竣工。这期间，陈星聚宵衣肝食，监工督造。建成后的台北府城略呈长方形，南北长412丈(1236米)，东西宽340丈(1020米)，城墙高1丈8尺，厚1丈2尺，可作驰道以通行人马。城墙外侧以条状青石砌成，内侧为砖，中间夯以土砂细石。府城设城门5座，北门面向京城，曰承恩门，意为“承接皇恩”之意。东南西3门分别为景福门、丽正门、宝成门，另有小南门曰重熙门。门楼所需砖瓦全部从厦门运来，粘石土用糯米加红糖和石灰和舂而成，坚固耐久。
城池构筑完工后，陈星聚又禀准勘定街道，奖建店铺，使得几年后，台北城“碧瓦连云，朱檐栉比，俨然巨邑矣”
台北城是台湾史上唯一一座全部用石条所建的石城，也是唯一的长方形城池，更是清代最后一座风水石城。台北府城的修建，为其后抗击法军的入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实际上，这座用石材建起的城池，真正存在的时间不到20年。1900年，台北府城城墙就被侵占日军拆除绝大部分。1911年3月，梁启超访问台北，下塌于景福门附近的新荟芳旅社。伤感于国土沦丧，曾写下一首《台北故城》：“清角吹寒日又昏，井榦烽橹了无痕。客心冷似秦时月，遥夜还临景福门”。
陈星聚非常重视台北地区的教育工作。1880年，陈星聚将台北考棚加以扩改，建为书院，起名为“登赢书院”。为保证教学质量和正常运行，特聘台北府儒学教授陈季芳兼任院长，管理工作则直属知府。在台北府城设计和兴建时，还把文庙和武庙的建设列入了整个规划中。文武二庙皆在府城南门之侧，坐北面南，左文右武。两任台湾兵备道夏献纶、刘遨对文武庙的兴建都很支持并亲自督办。文庙即后来的孔庙，1881年即完成了大成殿、仪门与崇圣祠的修建。第二年，在士绅的捐助下，又修造了礼门、义路、灵星门、泮池及万俪宫墙，到1884年全面竣工。日军侵台后，台北孔庙遭到毁坏。1925年，当地士绅依照原样重修孔庙，并保存至今。如今每年9月28日孔子诞辰日，台北孔庙都会举行隆重的祭孔大典。
1966年，台湾当局以“整顿市容以符合观光需要”为由，将台北故城东门、南门、小南门改建成完全不同的建筑风格，原貌大失，只有北门还保存原样。今天，当人们去台北游览，依然能看到这些尚存的历史遗迹。但有多少知道，修筑台北城的始祖，是来自我们河南的老乡陈星聚呢?
台北孔庙
抗法保台留英名
1883年12月，法国为彻底吞并越南为其殖民地，向驻扎在越南境内的清朝军队进攻，中法战争爆发。此战以清军的失败而告终。1884年5月，李鸿章与法国侵略者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法国侵略者一方面诬蔑清政府不执行条约，一方面进行军事挑衅。8月23日，法军对福州南洋水师发动突然袭击。清军11艘战舰全部被击沉，死伤官兵1000余人，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
此战后，法军携大胜余威，全力进攻台湾，本以为会唾手可得，谁知道碰了一个大钉子。
早在1884年6月，清廷为加强台湾防务，特诏“刘铭传著赏加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两广总督张之洞为支援台湾，从所筹饷银中拿出2万两送刘铭传，并支援洋枪1400支，子弹52万发，火药600桶。陈星聚闻讯，号召台北军民全力准备，随时给入侵者以痛击。刘铭传于7月16日抵达台湾，经过考察，决定以基隆为防御重点，同时加强淡水、台北的防务。
9月30日，法军将领孤拔率军舰5艘进攻基隆，同时派部将利士比率军舰3艘进攻淡水，威胁台北府。10月1日，孤拔率军以猛烈炮火轰击并攻占了基隆，之后又分兵与利士比一起攻击台北门户淡水。刘铭传当机立断，下令驰援淡水。
当时台北方面兵力十分单薄，淡水只有湘军孙开华部两个营，形势不容乐观。刘铭传亲自在淡水指挥，陈星聚负责台北防卫。10月8日，法军在淡水登陆，一面集中兵力攻打淡水，一方面派兵骚扰台北。淡水3000守军利用地势伏击法军，双方在丛林中短兵相接，法军不惯陆战，被台湾军民击杀100余人，法军陆战队司令方丹被击毙，残部狼狈逃回舰上。法军见大势已去，遂退向基隆。
保卫台湾战争打响后，陈星聚一面调集援军、粮草支援基隆、淡水，一面进一步加固城池、增加炮台，并亲率军民日夜巡防。在陈星聚的影响与感召下，台北绅士林维源先后捐银70万两，陈星聚将其全部用于购置守城武器。
为增强守卫能力，陈星聚向驻守台北的湘军将领孙开华、曹志忠提出建议，在百姓中招募义勇军。台北百姓纷纷响应，不久，便有数千人报名。经过挑选，募民军1500人，由台北府自备军械，交哨官翼松林统领。
此时陈星聚已67岁高龄，且身患疾病，但面对来犯之敌，他精神抖擞，日夜在城头巡守。此时，台湾与大陆的海运交通已被法军封锁、隔绝，而北洋舰队却按兵不动。陈星聚义愤填膺，决心与台北共存亡。淡水战况危急时，陈星聚回到府中，把妻子和子女叫到跟前，神情严肃地说，如果淡水失守，洋鬼子必全力攻台北。法军攻城时，你们就坐在井边，万一城破失守，我会与红毛鬼子在城头同归于尽，你们也都跳井殉国，不可让敌人活捉。
由于台北备战较早，军需充裕，军民士气高昂，同仇敌忾，几次击退了进犯的敌军，保住了台北，台湾保卫战最终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清军也取得了镇南关大捷。
1885年6月，中法签订《中法新约》，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法军退出台湾、澎湖。
关于这个条约，后人多有批判，认为这次反侵略战争本来有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只是由于清统治者的儒弱、妥协，胜利的成果才被葬送，从而使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得知《中法新约》签订的消息后，陈星聚心情忧郁，一卧不起，再加上积劳成疾，背上毒疽发作，不久病逝，终年68岁。
更让这位台北知府无法想到的是，在他逝世10年后，一纸《马关条约》，将他为之殚精竭虑的台北城，连同美丽的宝岛台湾一同割给了日本。“城头逢逢擂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近代诗人黄遵宪的这首《台湾行》，道出了那个时代所有中国人对割让台湾的悲愤心情。陈星聚虽是一个能吏好官，但却无法拯救这个国家于危亡之中。
享堂前的台北古城墙微缩景观。“岩疆锁钥”四个字，镶嵌在台北古域北门外瓮城的城门上，表明台北城是中国海疆的坚固门户，代表了陈星聚保卫台北的希冀与厚望。
享堂前的台北古城墙微缩景观。“岩疆锁钥”四个字，镶嵌在台北古域北门外瓮城的城门上，表明台北城是中国海疆的坚固门户，代表了陈星聚保卫台北的希冀与厚望。
落叶归根回故乡
陈星聚主政台北12年，把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和精力都奉献给了台湾人民。他忠于职守，勤政爱民，不仅留下了斐然的政绩，还留下了一座雄伟的台北城，在抗击侵略者的危急时刻，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其气节与精神，镌刻在抗法保台战争胜利纪念碑上，也铭刻在台湾人民心中。
陈星聚于台北知府任上病逝后，台北为之震动，民众纷纷前来祭奠，很多人在灵前泣不成声，悼念持续多日，百姓还是往来不绝。无奈，陈星聚的亲眷把他一只朝靴悬挂府门，表示和台北人民情同手足，另一只穿走回归故宗，悼念活动才告终止。陈星聚生前的官场同僚联名上奏，要求对陈星聚旌表晋级，台北乡坤集资为他修建了一座“陈公祠”，年年缅怀追祀。光绪帝下诏，追封他为三品道台，并允“御赐祭葬如例”，即墓葬规格可以按三品道台的标准执行。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从中原到福建，从大陆到台湾，20年间，陈星聚一直没有机会回故乡，但他的心里，一刻也没有忘记中原故士和家乡的父老乡亲。如今客死他乡，家人一定要满足他的夙愿，让他叶落归根，魂归故里。
陈星聚的灵柩在部属及家人的陪护下，从台北渡海至福建，顺杭州湾入运河，北上扬州转准河，沿水路至西华逍遥镇，走陆路回临颍老家安葬。路途走了3个月，每到一地，都有官绅百姓祭祀。
陈星聚的墓园始建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历时4年落成。墓园原为陈氏家族墓地，最北中央是陈星聚父亲陈肃雍的墓冢，后人的墓冢分墓道两侧依次安置，陈星聚墓冢位于最西侧。墓前有华表、碑碣，墓道两侧有石刻造像，石人、石狮、石马、石羊、石猴等姿态各异，园内古柏森森，庄严肃穆。1958年和1965年，陈星聚墓园两次遭劫，受到严重破坏。
2007年9月17日，新华社一篇题为《台北首任知府陈星聚的墓园亟待修缮保护》的文章引起了省委书记徐光春的重视，当即作了批示。在徐光春书记的关心重视下，漯河市、临颍县对陈星聚墓园进行了保护性修缮扩建，修建为陈星聚纪念馆。
新修建的陈星聚纪念馆古朴典雅、建筑精美，占地面积17360平方米(包含当年始建的陈星聚陵墓)，南北长248米，东西宽70米，恢复了原有的石像，对石牌坊、石桥、掖门、前门、享堂等进行了扩建，新建了陈列室、碑廊及停车场、围墙等配套项目。
2009年3月31日，陈星聚纪念馆落成典礼举行。河南省有关领导、国内与台湾名人学者、陈星聚在台后人及台湾民众代表参加了祭拜。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夫妇莅临台陈参加落成典礼。致辞时，宋楚瑜先生深情地表达了他对这位河南乡亲的敬仰：“陈星聚先生不愧是爱国的典范，他在任清朝台北知府期间做出的许多贡献，让我们常常怀念着河南的乡亲!”在陈星聚生平陈列室，宋楚瑜挥笔题词：“德泽台北，保家卫国，亲民至善，河南之光。”
如今，陈星聚纪念馆每年都要吸引省内外数以万计的游客和台商台胞来此参观，已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
我来到陈星聚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8米、四柱三间的石牌坊，坊额题“碧海丹心”，两侧石柱上镌刻着一副楹联：御外侮固金瓯兴教化治桑麻功成台岛，归桑梓荣故里举斯文延恩泽德誉中原。此联高度概括并赞扬了陈星聚的一生功绩。坊后广场中央，矗立的陈星聚白色花岗岩雕像。赭红色的基座上，一个银发苍苍、精神矍铄的老者，表情肃穆、目光深邃，好像在凝望着远方的万里海疆，他的左胯旁是一匹白色战马。史载，他临终前交代：死后不穿戴文官帽服，要手持宝剑，即使到了九泉之下，也要随时抗击侵略者。我肃立在这位先贤像前，仰慕之情油然升腾。
穿过广场，是陈星聚纪念馆大门，从悬山黑瓦的朱红大门进去，整个院子直落眼底：传统的对称结构，中间一条甬道贯穿南北，东西两侧是红墙青瓦，飞檐拱梁，勾心斗角，六柱骈立的厢房。东厢房为陈星聚生平陈列室，分颍川才俊、八闽善政、跨海赴任、台北奇功、魂归故里、流芳千古等6个部分，介绍陈星聚的生平事迹，展出陈星聚生前用过的遗物及文史资料;西厢房为台北历史文化展示，介绍台北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及河南和台湾两地交流合作所取得的成果，以展示豫台两地浓厚的情缘。我在每一副展板、每一件文物前流连观看，从中了解陈星聚的人生轨迹，寻觅、解读他的懿德风范与崇高精神。
沿着青石铺就的甬道，穿过“泽惠桑梓”石坊，一座石桥横洿于南马沟河上。过了石桥，就是享堂，也是整个纪念馆的主建筑。享堂廊柱上有一副楹联，上联是：铁血护金瓯威震西夷功雄东海，下联是：精魂光梓里勋垂后世名重中原，横批：德泽千秋。在享堂门前左侧，有一段古城墙微缩景观，墙上镶嵌一块石匾，上书“岩疆锁钥”四个大字。当年陈星聚筑成台北城后，特地在北门外加修了一座瓮城，在瓮城的城门上镶嵌了一块“岩疆锁钥”石匾，表明台北城是中国海疆的坚固门户。“岩疆锁钥”四个字，代表了陈星聚保卫台北的希冀与厚望。享堂正中安放着陈星聚身着三品官服的青铜坐像，神态儒雅，端庄慈祥，这位在家乡和台湾享有崇高威望的河南先贤和“纯儒循吏”，在这里接受人们的缅怀与祭奠。
享堂后是陈星聚的墓冢，黄土堆就，青砖环砌，直经7.5米、高2.3米。墓前立有石碑一通，上书“皇清诰授通议大夫陈长公讳星聚字耀堂、三品淑人张太君郭太君之墓”。此碑立于清光绪十五年。墓冢周围，松柏苍郁，增添了几分庄严肃穆气氛。
我肃立陈星聚墓前黙哀缅怀，思绪早已翻山越海，飞向宝岛。唯愿吾辈此生，早日实现两岸一统，以告愿先贤志士的在天之灵。
我肃立陈星聚墓前黙哀缅怀，思绪早已翻山越海，飞向宝岛。唯愿吾辈此生，早日实现两岸一统，以告愿先贤志士的在天之灵。
我绕行陈星聚墓冢一周，肃立墓碑前黙哀缅怀，思绪早已翻山越海，飞向宝岛。自古以来，台湾就是我中华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治理和保卫这块神圣的领土，多少先贤与将士为之呕心沥血甚至献身。今天，却有一些不肖子孙与夷族沆瀣一气，妄图分裂谋“独”，岂不是数典忘祖?岂不让先人蒙羞?然，几个跳梁小丑，异邦匪类，岂能动我国本，裂我国土?我泱泱中华、铁血子孙，岂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雷霆震怒发威日，就是宝岛回归时!唯愿吾辈此生，早日实现两岸一统，以告愿先贤志士的在天之灵。
